张照在八九岁间已经能临诸家碑帖，并能书大字。据《娄县志·张照传》载：“照，幼禀异质，读书日诵千言。八九岁能临抚历代名家碑帖，作擘窠书。”张照在《跋董尚书书六朝赋后》谈道：“余发未燥，喜弄不律，十余年灾纸墨，粗于古人书法有坐井之观，缘上好古敏求，进读经书，雅好写本，日作万字犹不能给。”概“发未燥”时与“八九岁”相近。张照此时既能临历代名家碑帖，且能作擘窠大字，想来习字的时间应更早于此时。而“日作万字犹不能给”，足可见张照学书之用功。
关于张照对颜真卿、米芾的学习，清人亦有记述。
乾隆帝十分推重张照的书法，他曾对张照的书迹多次进行题跋。我们可以从乾隆帝对张照书法的题识，探寻出其对颜、米等人的取法。关于张照学颜，乾隆帝在跋《张照跋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时说：“张照之记，小楷则类平原《麻姑坛》，文笔则仿昌黎《画记》。”关于张照学米，乾隆帝题《张照临米芾书曹植元会诗》曰：“照此书向揭壁间赏，其用笔雄劲神采焕发，真能得南宫三味者。”以今日所见张照临米芾书迹看，乾隆帝言张照“书有米之雄”，还是客观的。
（二）张照对董其昌书法的学习
张照学董是通过王鸿绪和孙岳颁两个途径，最后深浸香光法度。王鸿绪以得董氏笔法闻于康熙朝。张照十一二岁时开始学王鸿绪所临董其昌书迹，故虽学王鸿绪，亦是间接学习董其昌。而从孙岳颁学书，则是张照随父亲张彚回京，入国子监读书之时。
检《石渠宝笈》著录，张照临“二王”等晋人书迹并不是很多。其中临王羲之帖大抵有《心经》、《黄庭经》、《积雪帖》、《圣教序》（缩本）、《山川诸奇帖》。张照《天瓶斋法帖》中有张照临锺繇《宣示帖》，临王羲之《黄庭经》《大庆帖》《邛竹杖帖》《朱处仁帖》《破羌帖》《摧寇帖》《平安帖》，临王献之《洛神十三行》《新妇地黄帖》《鸭头丸帖》《阿姨帖》《豹奴帖》《鄱阳帖》《散情帖》《极热帖》《服油帖》《阿姑帖》《白承舍内帖》《参军帖》。
前所奉子昂兰亭，此极佳本，无一笔不似定武。此真可放下身心，写二三百本，再作商量者。当时在案间，曾临过六十余本，所以深知其妙。惜未能再临，每思仍从尊处借来临十余本，而度无其暇，徒尘几研间无益。是以中止，望弟且临百本何如。行楷不得不从《兰亭》《圣教》问津，而松雪所临《兰亭》，妙在一丝不走。不若香光之但取其神，令人不可攀援也。直庐中若不欲带真迹进去，莫如《阁帖》好。人所不知，拆去装潢，则人皆以为烂帖耳。承下询谆切，不觉发其狂言。
张照学书颜、米、董诸家，时人述及其书法成就亦多以此三家比较品评。
张照学习颜书颇见独到之处，时人多佳誉。而于张照临颜真卿《争座位帖》赞誉尤多。刘墉在观张照临《争座位帖》后作诗四首，言张照临颜书在宋人之上直至唐人。
乾隆帝十分推重张照的书法，他认为张照已经超过了董其昌。他在跋《张照书千字文》时谈道：“张照性颖敏，博学多识，中和韶乐多所厘定，文笔亦隽逸拔俗。尤工书，临摹各臻其妙，字无大小皆有精神贯注。阅时虽久，每展对笔墨如新。予尝谓张照书过于董其昌，非虚誉也。”弘历对张照《千字文》评价不俗，但他更欣赏的还是张照所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并认为张照临习的颜真卿《争座位帖》在米芾和董其昌之上。
关于张照临颜真卿《争座位帖》超越董其昌的评价，不独出于乾隆，清人阮元亦认为张照所临《争座位帖》确实超越了董其昌。阮元《石渠随笔》云：“张文敏照临《争座帖》有两卷……内府收藏不下数百种，当以此二卷为甲观，笔力直注圆健雄浑，如流金出冶随范铸形，精彩动人，迥非他迹可比。内府亦收藏董文敏临《争座位稿》，以之相较，则后来者居上，同观者皆无异词，不观此不知法华庵真面目也。”关于张照临颜真卿之《争座位帖》，清人亦有认同此为张照酒醉所书。沈初《西清笔记》云：“张文敏尚书嗜饮，有醉中作书极得意者，内府所藏《临争座帖》，自谓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上甚赏之。”
张照学董已得清人佳评，而其书与赵孟頫相比，清人亦认为不遑多让。崇彝论张照书曰：“文敏书名本为清代诸家之冠，此尤其致精之作，真可与松雪香光争席。”既然能与“松雪香光争席”，盖可见张照学赵学董之妙。清人杨恩寿则于赵孟頫、董其昌、张照书法比较品评，进而言张照书法之妙。他在跋《张照临董文敏辋川诗册》时说：“思白取法松雪，迨成家后辄诋松雪，自谓过之。得天取法思白而自谦光自抑绝不矜夸，并自云形秽，其识见高于思白多矣。迄今赵董张三家之书俱在，平心论之，思白未必高于松雪，得天亦未必稍逊于思白，夸者不必夸，谦者亦不必谦也。”
启功论张照书法时言：“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由康、雍衍至乾朝，张照书法能被朝廷认可，引领时风。张照与汪由敦均是内廷文臣，汪由敦亦善书，汪氏去世后，乾隆作诗怀念。诗中将他的书法与张照进行比较：“由敦亦工书，用功过于照。而实不能及，则以天分料。”从乾隆对张照和汪由敦的比较评价来看，张照书法能成为乾隆朝的“官样书风”，功夫之外，如乾隆所言，天分也是很重要的。
张照的影响力不独在清乾隆年间，其后亦有书家于其书法进行好评。邵松年所辑《古缘萃录》中，对《张天瓶临苏长公养生论卷》有题曰：“本朝画山水以麓堂司农为第一，书法则首推张文敏。生平遇两公书画，度力所能致者，必购致之。理念既久所聚渐多，因捡旧所得者与伯英分藏之，将来传示后人又是一重翰墨因缘也。”他又在《张天瓶临右军帖册》后跋曰：“国朝书家摹帖，首推王虚舟先生。余藏其摹‘二王’帖二册，精神讵度，无不逼真。然用硬毫虽尺寸不失而意趣少逊，盖不无拘谨之病。观文敏此册，方知不斤斤求似也。然无虚舟之功力，亦不能臻文敏之神化醇而后肆，方不至出乎规矩之外，故摹古如虚舟难，如天瓶尤难。”王澍的书法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地位，而清人以其为参照推重张照，足见张照在当时的影响。
张照的从孙张祥河对其书法更是赞誉有加，他引《洞庭湖志》直论张照书法为“清代第一”。作为张照的从孙，张祥河的评价固然有夸饰之处。然书学巨子沈曾植对张照的认同，让我们对张照书法的内涵和高度有了新的认识：
张文敏自言不解草书，然《玉虹帖》内所临唐人“草圣”，顿挫浏漓，实兼入秃素颠张之室，书学至此，盖已超宋入唐，实证实悟，衣钵遥接矣。倦游阁论书，于文敏草省略未拈出，不可谓非失诸眉睫。
由以上所述张照同时代和后代的人对他书法的评价，我们基本清晰了张照的书法取法和高度，尽可能客观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任何一名书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不足之处，张照亦如此。然对于张照书法的不足，乾嘉以来的学者亦有述及，其问题多集中在韵致和俗笔两个方面。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诸、李、颜、柳，一点一画，其画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放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
张司寇书名最煊赫，其笔力沉鸷，洵足退步香光，而气韵远不逮矣。
近人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他是学乡先辈董其昌的字出身的，他不比陈元龙的死学董字。他见到那时学董字的变本加厉，越发浮薄了，所以有意写得放纵些，装出一副剑拔弩张的状态来，一则免得与人雷同，二则也是他的个性如此。”对于张照书法的刻意和俗气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