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超 罗焕钏 | 晚清四川高僧雪堂含澈的书法与交游研究——以书法题跋为视角（下）

罗焕钏，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在国家大力提倡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今天，很多尘封于历史的文化遗迹亟待深入发掘与研究。成都龙藏寺曾是川西最大的书籍刻印中心，寺中收藏了大量历代书法名迹，在以时任龙藏寺住持的一代文化名僧雪堂含澈的带领下，组织寺中高僧，将所收藏的历代书法名迹勾泐上石，建成了在全国佛教寺院中规模罕见的龙藏寺碑林。现在，龙藏寺当年的历代书法名迹被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成都宝光寺等地。即便如此，对雪堂含澈与龙藏寺碑林书法的研究成果非常罕见，笔者基于目前学界对龙藏寺碑林书法较为全面的统计与整理，以雪堂含澈为视角，将他对龙藏寺碑林书法的题跋近乎全面的进行了专题汇集与研究。主要是三方面：一是雪堂含澈书法题跋中所反映的收藏路径与时间，凸显雪堂含澈和龙藏寺的书法收藏史；二是运用整理研究方法，对雪堂含澈的书法题跋内容进行了依年代先后的排序，进而对这些书法题跋内容所反映的书学思想予以阐述；三是对雪堂含澈的书法研究不仅局限于书学思想与书法审美的诠释与分析，为了回应其书学思想精神，笔者将雪堂含澈的题跋书法与部分书法作品进行了按年代顺序的收集，凸显雪堂含澈书法艺术的师承路径与渊源。迄今为止，本文是首次研究雪堂含澈书法题跋反映其书画交游与书学思想、书法艺术风格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雪堂书法题跋；雪堂书学思想；成都龙藏寺；巴蜀书法遗迹

三、雪堂和尚书法题跋与书法艺术的风格分析

承上所述，通过雪堂和尚书法题跋内容的梳理，分析出雪堂和尚书法收藏的相关历史，并对雪堂和尚书法题跋中的书学思想内容进行了阐释，以期见得雪堂和尚书法艺术的审美理想。为了更加全面了解雪堂和尚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在阐释雪堂和尚书法收藏路径、历史以及书学思想基础上，还需要对雪堂和尚书法题跋、相关题记、以及迄今可见雪堂和尚书法作品进行一个全面的整理研究，旨在回应雪堂和尚书法题跋中的书学思想精神和审美理想，更加立体呈现雪堂和尚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凸显其在传播巴蜀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历史地位。笔者首先对雪堂和尚清晰可见且能凸显他书法艺术的题跋、题记图片资料进行了整理，也对迄今可见的书法作品图片进行了收集，以此为基础分析雪堂和尚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进一步回应他书法题跋中的书法收藏历史与书学思想精神的分析。以下基于《新都春秋·桂湖碑林》以及笔者在巴蜀地区所收集整理，呈现雪堂和尚书法题跋题记及作品，并对其进行分析。

通过以上所统计书法题跋题记以及作品图片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真实再现雪堂和尚的书法艺术水平。从目前看来，雪堂和尚书法艺术所擅长的书体，主要在行书和楷书，并且写得最多的行书。无论是题跋和作品，表现最多的也都是行书。以上所统计的题跋题记和作品，尤其是题跋，笔者不可能全部以图片形式在本文呈现。笔者仅选取认为图片清晰、且能完整反映雪堂艺术水平的题跋，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就他的楷书而论，以《新都读碑图题记》（图三）为例，该题记为两百余字小楷，用笔精到，端庄典雅而不失秀劲，一派晋唐风神。不难看出，取法对象是初唐楷书，亦不失魏晋遗韵。我们从雪堂和尚的书法题记题跋以及可见的作品图片资料中，这种工整修理，风神超逸的小楷书并不多见，《新都读碑图》题记可以视为雪堂和尚楷书书法研究的一件代表性作品，且表现出他在晋唐楷书方面的较高的艺术水平。

《新都读碑图题记》（图三）

体现他行书艺术水平的最多，除开上文提及的《和周振琼赠诗》以外，目前他的行书题跋和作品，主要是：《刘墉书李日华<唐韩滉五牛图>碑》（图四）《苏轼送渊师归径山诗》（图五）《黄庭坚<唐人五律三章>碑》（图六）《张照<临黄庭坚诗>碑》（图七）《雪堂和尚<和伍肇龄>诗碑》（图八）为代表。从目前收集到的雪堂的行书题跋和行书作品中，艺术风格主要反映为赵孟頫行书，以《刘墉书李日华<唐韩滉五牛图>碑》为代表，无论是用笔和结体，主要基调是赵孟頫行书的艺术意蕴。除此之外的行书题跋和作品，基本都是我们常见的黄山谷行书书风作品。

《刘墉书李日华<唐韩滉五牛图>碑》（图四）

《苏轼送渊师归径山诗》（图五）

《黄庭坚<唐人五律三章>碑》（图六）

《张照<临黄庭坚诗>碑》（图七）

《雪堂和尚<和伍肇龄>诗碑》（图八）

值得一提的是雪堂和尚的书法作品《苏轼送渊师归径山诗》题跋、《张照<临黄庭坚诗>》题跋、《雪堂和尚<和伍肇龄>诗》和《雪堂和尚<和周振琼赠诗>》都反映了雪堂和尚70岁以后的书法风貌。尤其是《雪堂和尚<和伍肇龄>诗》和《雪堂和尚<和周振琼赠诗>》这两件作品为雪堂和尚72岁时书，都是艺术风格异常突出的黄庭坚行书风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雪堂和尚书法在追踪晋唐风神的同时，晚年主要对黄庭坚行书用功尤勤。《雪堂和尚<和伍肇龄>诗》和《雪堂和尚<和周振琼赠诗>》可以概括雪堂和尚晚年的书法艺术风格特点。《张鹏翮书黄州苏文忠公祠诗》题跋、《刘墉书李日华唐韩滉<五牛图>》题跋、云坞书《洪应明<菜根谭·闲适>》题跋，这三件作品的题跋反映了雪堂和尚50岁以前的书法艺术风貌，就是主要以赵体的楷书和行书为主。这三件作品的题跋，都正值雪堂和尚40岁至50岁之间。题跋的书法艺术风格特征较为统一，就是主要学习赵孟頫楷书和行书。这就与雪堂和尚书法50岁以后的书法艺术风格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雪堂和尚的书法艺术发展路径。书写于57岁的《黄庭坚书唐人五律三章》题跋，可视为雪堂和尚书法艺术风格在50岁前后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题跋的内容是谈及自己对黄庭坚书法艺术的喜爱，尤其是在题跋中说明，将黄庭坚行书与之前已经刻石的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放在一起，可谓“海内宗仰故也”。所以，题跋的对象是黄庭坚行书，题跋的内容是谈论黄庭坚的书法艺术，并且自己题跋的书法艺术风格也是黄庭坚书风。再则，雪堂和尚62岁所题跋的《文征明书翰林斋宿诗》，是文征明模仿黄庭坚行书的作品，无论是用笔、结构以及整体的艺术格调，都与黄庭坚的行书如出一辙。这在文征明的书法艺术作品较为少见。雪堂和尚选择文征明极为少见的模仿黄庭坚书法艺术的作品进行题跋，并表示出了对这件作品珍爱有加。并且，处于62岁的雪堂和尚，对文征明这件模仿黄庭坚行书的书法作品的题跋，间接反映出了他晚年忠于黄庭坚行书书法风格的的艺术理想与追求。

雪堂和尚之所以书法艺术风格深受黄庭坚影响，笔者以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雪堂和尚与时任成都知府黄云鹄的相识以及所接下的深厚友谊是不可分的。雪堂和尚与黄云鹄的交情之深是可见一斑的。正如前文所述，黄云鹄多次与雪堂和尚诗文酬唱，并为龙藏寺留下了多件墨宝，他们的翰墨交往，为当时的文人交游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那么，按照此逻辑，如何可以将雪堂和尚的书法艺术风格在其五十岁以后，受黄庭坚的影响，主要原因还是与黄云鹄有关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一是就黄云鹄与雪堂和尚的个人情谊而论，在志同道合的前提下，两人的审美理想互相影响是在所难免。在《新都春秋·桂湖碑林》一书中，关于黄云鹄与雪堂和尚的诗文酬唱与翰墨交流就有多处记载，比如：《致雪堂和尚书》碑^[43]、《纱笼诗集序》碑^[44]、《游青城归访龙藏寺》^[45]碑等，此不一一列举，这些事实意在强调黄云鹄与雪堂和尚的深厚的翰墨情谊；二是黄云鹄在四川为官期间，他其中所任的一个重要职务，就是成都知府：“成都府……知府，黄云鹄，翔云，湖北蕲州人，进士，九年五月调。”^[46]此九年即是同治九年，即1870年。黄云鹄时年51岁。黄云鹄当时作为成都的最高长官，基于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其在学术与艺术上的成就自然也会影响到成都当时的学术与艺术的发展。所以黄云鹄在书法艺术方面对黄庭坚书法的学习与继承的审美导向，就在所难免地影响到当时的许多文人的书法审美取向。雪堂和尚作为当时文化语境下的一代名僧，其个人在诗歌书法方面的深厚修养，加之他与黄云鹄的深厚情谊，受到当最高长官的书法艺术的审美影响，也就是理所当然。这样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张之洞影响带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苏东坡书法的学习等。这就回应了前文所述的雪堂和尚书写于57岁的《黄庭坚书唐人五律三章》题跋可以视为他50岁前后书法艺术风格的一个转折点的学术问题。

当然，上文所提及的《新都读碑图题跋》，可以视为雪堂和尚晚年的楷书代表。该作品的题跋为雪堂和尚62岁时所书。所以，较之50岁以前的题跋，即《张鹏翮书黄州苏文忠公祠诗题跋》《刘墉书李日华唐韩滉五牛图题跋》《云坞书洪应明菜根谭.闲适题跋》的赵孟頫楷书与行书的意味，就基本没有了。《新都读碑图题跋》的楷书，更多的唐代楷书颜真卿以及对魏晋王羲之、王献之楷书的都多有涉及。即是上文所说的晋唐风神。《新都读碑图题跋》的楷书艺术风格，较难看出雪堂和尚此时是专注于具体哪一家，不像50岁之前的题跋书法艺术风格，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专注赵孟頫的楷书和行书，对其用功颇深，带有鲜明的符号特征。十年之后的楷书艺术风格，就基本是对多家楷书的学习，融汇诸家而直臻化境。我们从其高古雅致的风格、娴熟遒劲的笔力不难看出其晚年的楷书艺术风貌。雪堂和尚楷书艺术风格的前后嬗变，也符合一个书法家艺术发展历程的规律与逻辑。

其实，为什么在的书法题记、题跋以及作品中，楷书作品很少，以黄山谷书风为主脉的行书作品为什么是其书法艺术的主要面貌呢？以及为什么他的书法题跋中，大量地出现他推崇黄山谷书风的语词呢？

可以说，无论是其书法艺术，还是书学思想，黄山谷都是他创作与理论视野下的一个反复重现的关键词。如果出现一次两次，我们可以视为偶然现象，屡次出现，并且与其自己的艺术风格也高度地相吻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笔者以为，之所以在雪堂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创作中，黄山谷是他艺术思想与实践的主基调，就在于雪堂和尚作为一代高僧，骨质了对禅宗和佛法的钻研是其一生的信仰。那么，中国书法史上的黄山谷，在其书法中多表示出禅意，在其书论还是诗论中，都鲜明体现出了艺术思想和创作通禅理的重要认知。我们看黄山谷的书论、诗论，皆是如此。并且，黄山谷是中国文艺史上，诗书通禅的典型。

黄庭坚在《论书》中不止一次将书与禅相提并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如之”；^[47]“盖字中无笔，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48]在他眼里，书法中笔法的凸显，以及书法中笔法的有与无，就好比禅诗中诗眼的有与无。由是观之，黄庭坚书论精神的一大核心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基础就是禅宗精神。将书法与禅诗互为比拟，也说明了黄庭坚眼中，书理与禅理的互为相通。黄庭坚本身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学界关于他文艺理论中禅宗思想的影响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尤其是黄庭坚书法与禅宗异曲同工，已在学界形成一种普遍认知。此仅列举黄庭坚的书法、书学与禅宗的部分代表性成果，说明黄庭坚书法里的禅宗思想。陈志平《黄庭坚书学研究》一文，将黄庭坚书学与禅学实现了跨学科研究，旨在说明黄庭坚书学与禅学的关系。^[49]《尚意书风郄视》在论述黄庭坚书法艺术风格时，将其书法风格与禅宗思想直接相关联，揭示了黄庭坚作为“尚意”书风主要成员，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禅宗思想的因果关联。^[50]

阐述黄庭坚的书法风格与禅宗思想、书学与禅学之关系，是为了进一步深入挖掘雪堂书法审美为何以黄庭坚书法艺术风格为主流的原因。通过黄庭坚书法艺术风格、书学思想与禅宗的关系，说明黄庭坚书法在雪堂和尚心中的地位如此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源于黄庭坚禅宗与佛学文化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于黄庭坚虽然不以高僧自居，一直是为官一方，宦海沉浮，但是其内心世界早已皈依佛门，原本黄庭坚在皈依佛门之后，自号“山谷道人”：“山谷寺在皖山三祖山下，属舒州，有石牛洞等林泉之胜，先生游而乐之，因此号山谷道人”。^[51]这两个方面都能够从黄庭经的书法艺术风格与书学思想中凸显出来。可以说，无论是黄庭坚的书学思想，还是其书法艺术风格，都是黄庭坚虔诚佛教信仰，精研佛法精神的缩影。因此，这可以说是雪堂书法艺术选择黄山谷书风的原因。选择黄庭坚书法风格艺术风格作为取法对象，不仅在于黄庭坚书法艺术本身魅力在雪堂心中的地位，笔者以为，雪堂选择黄庭坚书法艺术风格作为取法对象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黄庭坚外儒内佛，于佛学之贡献与精研，是雪堂心中伟岸的精神形象，更是雪堂膜拜的对象。

四、雪堂和尚的书画及文化交游

就雪堂和尚的交游而论，冯修齐先生在《龙藏寺雪堂和尚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只是提纲挈领的介绍了雪堂和尚与顾复初、黄云鹄、何元普、竹禅以诗文为媒的唱和。^[52]并没有对其交游还原到历史现场和进行更深入全面的论述。但是，作为第一篇论述雪堂和尚与文人士大夫交游的文章，不得不说为本文进一步全面总结雪堂和尚的交游提供了启发和思考线索。之所以有必要对雪堂和尚的交游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作为没有被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代名僧，加之他又工诗擅书，以及在带领龙藏寺全体高僧一起对经史子集古代经典书籍的刻印，他的成就与担当不仅属于龙藏寺和巴蜀文化，更应该被晚清中国佛教史的书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所进一步重视。可是，目前的研究现状所凸显的对雪堂和尚的重视关注与雪堂和尚本身在巴蜀文化领域和中国佛教史的书写方面应该拥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基于此，本文有必要对雪堂和尚的交游进行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和统计，以此为巴蜀书法史和佛教史以至于晚清中国书法史与佛教史的进一步书写，提供基础的文献支撑。所以，笔者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对雪堂和尚的交游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呈现一代名僧雪堂和尚的交际圈。笔者梳理雪堂和尚的的文献基础，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前文已经提及的《新都春秋·桂湖碑林》，《龙藏古寺》中的《雪堂和尚年谱》收集与雪堂和尚交游的资料。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可能详尽雪堂和尚的全部交游，在这方面，笔者希望为学界做出的贡献是能够基于目前的主要文献所涉及的雪堂的主要交游事迹做个相对较全面的梳理，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雪堂和尚，提供文献依托。

通过以上对雪堂和尚的书画与文化交游的梳理，可以看出雪堂和尚在当时的书画与文化交际网络，主要是像朝廷要员翰林院编修伍肇龄与黄湘、翰林院检讨樊泽达、吏部尚书张鹏翮等；地方大员四川总督戴三锡和和丁宝桢、成都知府黄云鹄和周振琼以及重庆知府强萼等；多任新繁知县李煦、邓质、段莹、程祥栋等；还有像著名的文人学士丁宝桢幕僚顾复初、锦江书院山长李惺、甲骨文之父王懿荣、蜀派古琴名家叶介福、著名画家张信侯与李德裕；著名高僧重庆双桂堂竹禅法师、双流太平寺住持智生法师等。

基于以上雪堂和尚书画与文化交游的梳理，为进一步将一代文化名僧的研究推向纵深，提供更为丰富与全面的线索。比如：上文曾提及的他与黄云鹄的翰墨至交，不仅黄云鹄为雪堂和尚写了多幅书法作品，更是与雪堂和尚一起出游，并为雪堂和尚的诗集写序。黄云鹄作为清代的进士、文学家、书法家，无论是其显赫的社会地位，还是其个人在学术与艺术上的成就，都值得学界对雪堂与黄云鹄作为个案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就是，重庆双桂堂住持竹禅和尚，无论是书法和绘画成就，都极其高妙。^[53]但是，根据上文文献的呈现，雪堂和尚与竹禅的情谊很深，竹禅也不止一次见过雪堂。并为雪堂和尚不止一次赠送书画作品。雪堂含澈在《福田院塑竹禅大师画十六尊者像记》中描述了竹禅为雪堂含澈赠送绘画的经过：“今依《弥陀经》十六尊者位次，序列左右，另为起稿画之，篆其名号，题其来历，共得千二百五十字，作祗园一会。此一堂寄四川宝光寺也。……予见之欢喜赞叹，遂命徒星槎砻石十六方，……次第塑之福田院大雄殿中”。^[54]“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是年，星寿由上海竹禅大师处返蜀归寺，带回竹禅书画多幅，其中最著名者为现存宝光寺说法堂两壁的巨幅书画《捧沙献佛图》和九分禅字《华严经序》”。^[55]竹禅也在《赠雪堂和尚》诗匾中说明两人的深厚情谊：“聚首言欢有前因，结为同参并同庚。寄语目下前程事，古稀经过又三村”。^[56]因此，深入挖掘并专题研究竹禅与雪堂和尚的书画与文化交游，既是对雪堂和竹禅个人艺术成就的变换视角，也是将他们的交游事迹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凸显他们在巴蜀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以他们的专题研究为视角，是巴蜀历史名人造像的重要举措。此不赘言，另辟专文。

结语

学界曾提及：“雪堂和尚题跋名迹完全可以反映出这批书法名迹的流传史与收藏史，同时从侧面呈现出文人交游的情况以及所关联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57]透过雪堂含澈的书法题跋，他反映出雪堂和尚的书法收藏路径主要是借阅刻石收藏、文人雅士与名贵公卿的墨迹赠送、以及向友人的墨宝求取。收藏作品的源头主要是来自朝廷命官、地方要员、当地主官。在他所收藏的书画作品中，以书法为主，绘画很少，本文能够见到的绘画作品主要是清代进士、达县知县孙清士为他所绘的《独立吟诗图》以及前文论述到的竹禅法师为雪堂从上海寄回十六尊者像。我们也从雪堂和尚收藏作品的题跋，非常清晰的呈现出雪堂和尚的书法审美视野宽广的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帖学一路，比如黄庭坚、董其昌、刘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书法收藏题跋中，不止一次地强调黄庭坚书法的重要性。这凸显了他的书法主流审美，是以黄庭坚书法风格为主。雪堂法师书法题跋不仅反映出审美理想与收藏嗜好，笔者也在梳理他的艺术创作路径时发现，他晚年的艺术创作风格仍然是以黄庭坚的书法艺术风格作为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另外，雪堂和尚含澈的书法题跋史，不仅关联其书法收藏史和书法史研究。笔者从前期研究工作中所形成的雪堂法师含澈的书法题跋汇编发现，他不仅超越了关于雪堂书法本体风格与理论思想研究，其题跋中所涉及的文人雅士与名贵公卿，也以此为契机视为雪堂法师含澈所处的时代的一部巴蜀文人交游史。

雪堂法师含澈书法题跋研究成果的完成，意味着涉及巴蜀文化遗产保护和巴蜀文化传承相关学术话题的产生以及现实意义的彰显。比如：以雪堂法师含澈书法题跋研究为契机的巴蜀现藏古代书法名迹的题跋、题记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巴蜀历史名人文集中的书法题跋、题记的整理与研究，为巴蜀书法收藏史、巴蜀书法理论史、巴蜀书法批评史的书写以及巴蜀书法学术史的研究，提供现实材料支撑，也为个案研究视角下，古代巴蜀诗文集中的书法题跋资料、书论、论书诗、论书绝句等的整理，提供方法论启发。

注释：

[43][44][45][54][56]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冯修齐执笔：《新都春秋—桂湖碑林》，四川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第125页、第135页、第189页、第250页。

[46]《缙绅全书不分卷》，荣录堂刊本。

[47][48]黄庭坚：《论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第357页。

[49]陈志平：《黄庭坚书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页。

[50]陈振濂：《尚意书风郄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51]任渊：《黄山谷诗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5页。

[52]冯修齐：《龙藏寺雪堂和尚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载《蜀学》2011年第6辑，第243页。

[53]根据《益州书画录》记载：“竹禅，梁山王氏子。避难出家，游踪遍吴越。善画水墨人物、老树、怪石、松、竹等，笔力遒劲。光绪间，返蜀示寂”。见：薛天沛纂述，林空翼、何韫若、梅铮铮校注：《益州书画录》，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24页。

[55]冯修齐：《龙藏古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57]刘志超：《四川现藏明清书法名迹整理研究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载《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第69页。